编者注：胡捷教授现任上海高金金融科技创新基地主任，研究涵盖区块链技术、加密货币及元宇宙金融应用，主编《中国财富管理实务通讯》追踪数字资产前沿。曾领衔设计区块链金融项目，任迅雷集团金融板块 CEO 期间推动技术落地；现为多家区块链及供应链金融项目顾问，对加密货币(如比特币)的底层技术及金融创新场景有实操经验。作为中国计算机学会区块链专委会执行委员,持续参与行业标准制定与政策研讨。
在美曾任美联储(亚特兰大分行)高级经济学家，后转战香港、新加坡等地美资银行从事投行业务，直接参与跨境资本运作与金融产品设计，积累了美国金融机构的实战经验。
自1月20日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后，中美贸易和经济关系再次成为全球焦点。对此，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实践教授胡捷受邀以“美国大选后的中美贸易与经济关系”为题，与高金智库研究员共同探讨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潜在合作领域以及中国企业和投资者应如何应对新形势下的挑战。
Q：您预料到了特朗普这次会当选美国总统吗？
A：我是预料到的。
我认为，目前美国国内政治的分野和对立非常激烈，美国政治已经走到了不得不去面对很多非常深刻而尖锐的问题的时点。
特朗普当选，是美国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进行较量的一个结果，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次的大选是是美国未来向何处去的一个分水岭。
基于我对整个形势的分析和判断，我认为美国左右力量的互博，到了今年的大选之前，已经进入了一个白热化且逐渐要见出分晓的时刻。
我认为美国政治中，右派保守势力的回归和对左派势力的反对，已经非常明显了。所以美国的传统价值在回归之中，美国进步主义的这套理念是有一点过头了，已经在民间引起了较大的反弹。所以综合判断下来，我认为特朗普会当选。
尽管特朗普本人有很多争议，但是他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政治基础——他代表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美国的传统精英所忽略的一群人的根本利益。所以从这样一种政治形势判断，我认为特朗普当选是不意外的。
Q：现在大家对特朗普未来执政的看法有比较明显的分化。
一种看法是，这是他最后一个任期，他一定会更加强势，会更加高强度地来实现他想做的事情。另外一种看法是，他只有四年任期，做不了太多事情。
所以我想请您预测一下，您觉得未来四年更可能是哪种情况？
A：我觉得这两方都是有道理的，这两种倾向都存在。但是如果我一定要预测，我不认为特朗普会像第一种预测想象的那样，不顾一切地我行我素。
有两点原因，第一点原因是，我不认为特朗普本人是一个特别极端的人，他的行事风格确实有些乖张，不像传统政客那么圆滑。但是如果你去看他所追求的目标和政治理念，本质而言并没有那么极端。
我反而觉得，特朗普的很多想法是比较朴素的，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美国广大蓝领阶层的切身利益。所以，我不认为他是一个特别极端的人，或是有特别偏激的政治理念的人。
第二点原因是，美国的政治不是美国总统一个人说了算。美国从制度设计上是三权分立的制度，总统只是行政机构，还有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还有其他各方面的制约因素，所以美国总统并不能够为所欲为。
目前来说，当下的参众两院，共和党在众议院是占据微弱多数，在参议院是占据多数。两年以后的中期选举，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并不是很清晰。
因此，美国的政治制度从根本上来讲，对于总统还是有相当的制约，也决定了美国总统即便有什么特别的想法，也不一定能够顺利落地。
这两点原因放在一起，我认为大家不必担心特朗普个人的因素在他未来的执政过程中会发挥多么夸张的、不可想象的作用。
Q：如果我们乐观一点，假设两国关系缓和可能出现，您觉得中美两国有哪些可以进行合作的领域？
A：这个话题涉及好多方面，我们不妨从2018年贸易战的开端说起，通过梳理回顾贸易战之后的演进过程，来看一下当下我们已经走到哪一步了。
在2018年，也就是特朗普上任之后的一年多的时间，他开启了中美贸易战。美国历史上跟世界很多国家都有过贸易争端，比如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跟日本在钢铁行业、汽车行业、芯片行业、纺织行业都有过贸易战。
2018年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觉得中美之间贸易规模巨大，有争端也不奇怪。但事实上，随着时间推移，各种因素不断加入，慢慢的单纯的贸易争端开始演变了，延伸到了供应链布局。
美国开始关注供应的韧性，发现如果一味依赖中国的生产能力供给全球，会有一定的脆弱性。
还有一个相关的因素，也是后来愈演愈烈的，就是科技因素。实际上，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很快就外溢了，在科技上双方也有很多的利益摩擦和冲突，所以就演变到了在科技领域“小院高墙”、“脱钩断链”的趋势。
所以总体来说，中美之间的争端已经不限于经济贸易领域了。更为引人注目的是，由贸易争端所发起的冲突，逐渐延伸到了经济之外的领域，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国家安全领域。
很多人在考量中美经贸往来的时候，逐渐把国家安全因素也提到了桌面上，中美之间的关系被考量的因素就变多了。
有一些人沿着逻辑链条推演，延伸到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差异。这部分人认为，意识形态的差异恐怕是驱动着中美经贸摩擦的一个因素，两国关系存在一种“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感觉。
如果我们简单去看，从 2018 年的贸易战开启，到 2020 年的疫情的冲击，凸显了供应链的脆弱性。再到 2022 年的俄乌冲突，俄乌冲突之后带来的实际上是地缘政治阵营的重新分化。
2022 年 3 月 2 日，联合国大会召开第 11 次紧急会议，对乌克兰等会员国提出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最终以 141 票赞成、5 票反对、35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该草案。
投反对票的 5 个国家分别是俄罗斯、白俄罗斯、朝鲜、叙利亚和厄立特里亚，中国等 35 个国家弃权。
投票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世界格局重新分化的一个起点，不是说世界将来就一定变成这三个阵营，而是说从投票结果可以看出，世界各国在很多问题上有根本性的分歧了。
这种分歧意味着未来世界，由于地缘政治的不断演变，可能会重新的出现一些若隐若现的阵营。
总结一下，如果说特朗普 2018 年开启贸易争端的时候，是比较单纯的中美贸易层面之间的分歧。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两国的摩擦和争端，有三个维度，除了经济贸易层面的，还有国家安全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
我们今天去考量中美关系的时候，很难说就局限于经贸的考量，而不顾及国家安全以及意识形态因素在两国关系当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美籍日裔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写了一本书叫《历史的终结》，他认为人类的历史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就终结了。当然它不是指人类消灭了，而是说人类对于国家形态、价值观和政治形态的探索已经终结了。
他乐观地认为，人类社会是殊途同归的，沿着不同的路径最终都会走向同一个终极状态，即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事实上，这些年过去以后，他自己也承认对世界的预测，某种意义上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世界并没有趋同，而是在不断的分化当中。
最近的被特朗偶提名国务卿的 Marco Antonio Rubio，也在一次谈话当中提到了类似的观点。
他认为，美国过去认为跟中国开展完全无限制的经贸往来，会最终把中国引导到跟美国类似的政治经济形态中去，然而美国错判了中国的演进方向。
他的原话是“资本主义没有改变中国，是中国改变了资本主义”，这句话具有一种失落和意外的心态。因此，可以看到中国和美国之间经贸摩擦的背后，逐渐暴露和凸显了一些更加深层的差异。
Q：最近我们看到了一些负面的消息，比如说墨西哥不断地在对中国商品、中国企业进行清理。在东南亚市场，我们也听到了一些对中国企业和商品抵制的声音。
在您看来，未来三到五年，中国在经济和贸易领域有可能面对的挑战有哪些？中国的出海企业应该如何应对这些风险？
A：我觉得，全球的大变局最为重要的驱动力是中美之间关系的变化。我把它称作“全球化1.0”向“全球化2.0”的转变。
我们过去这三四十年所经历的全球化，是“全球化1.0”，核心特征是把经济因素作为最为重要，甚至在某种情况下是唯一的考量因素。一个国家、一个企业在考虑经济政策的时候，主要考虑经济本身的效益，而这往往忽略了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差异的因素。
实际上中国是过去全球化模式的最大的受益者，美国也认为它是比较成功的，因为它用全球化模式改造了二战期间的重要的敌手——德国和日本。
而中国则完全出乎美国的意料，从1978年以来，四十多年过去了，美国认为它培养了一个与它持有完全不同意识形态的强大对手，因此就现在就进入“全球化2.0”阶段。
“全球化2.0”相比于“全球化1.0”，它的核心特征，首先是考虑国家安全，第二是考虑国家安全背后的底层支撑，即意识形态或者价值观，第三是在此基础之上再考虑经济利益，而且不光是考虑宏观的经济利益，还考虑国内各个族群、各个群体的经济利益。
从美国的角度讲，不能光让华尔街和跨国公司的股东和员工受益，还要让铁锈带的蓝领工人们能受益。在这样一种大格局驱动下，我们看到的形势是区域化的全球化越来越明显。
最近欧盟和南美四国就达成了接近自由贸易的一个协议，在北美有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的自由贸易协议，在东盟地区有RCEP协议等等。全世界范围内都有各种各样的区域化的自由贸易区出现，而且还相互有重叠，这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是，即便有冲突存在，国家之间仍然会做生意。因为即便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摩擦，但是经济利益也是会被考虑的。
所以我不认为中美之间会彻底“脱钩断链”，但是有一些比较敏感的行业，美国人认为会威胁到它的国家安全或者生活方式的，可能会采取一些措施。
分析“全球化2.0”对中国的企业家、中国的产业和中国政府监管当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有几点是可以预期到的，第一是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第二是中国整体的从宏观到微观层面对研发投入的加大，第三是中国经济运行模式更加侧重内需。
◎ 第一，过去中国企业在“全球化1.0”中，只要专心把生产环节做好，就能够在整个全球的经济游戏当中有一个非常舒服的位置。中国企业把产品生产出来了，国外企业一贴牌，市场营销别人去搞，中国企业就算出海了。
但是目前中国企业不得不加快步伐主动走向国际化，从市场开拓，到后端供应链的组织，以及供应链背后的研发，都越来越需要以更加主动的方式去走向世界，我觉得这是一个明显的变化。
◎ 第二，我认为中国企业的研发还要更上一个层次，这是没办法的。
实际上本身产业的发展，也会让我们的研发逐渐深化和加强，当下的全球格局肯定是加速了中国在研发上的投入和重视，这条路是比较艰难的。
中国未来在研发这块，不管从国家层面还是企业微观层面的投入，都会比过去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 第三，从长远的尺度来看，中国未来会更加重视内需。
我们国家目前的经济循环模式是国际大循环在整个经济循环当中特别重要，如果把经济体比作是人，我们国家相当于拥有一个“体外心脏”——血液要输送出去，然后通过“体外心脏”再输送回来。
相比之下，我们现在内需所占的比重是不够的，因此未来宏观经济策略需要加强内需培育，但这需要一个过程，不是喊口号就能解决。
比如说我们国家现在的消费者面临四个沉重的包袱——养老、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这些抑制了消费。
如果我们将来像解决基建问题一样，加大投入，在政策上尽量在这四个方面多做一些工作，让老百姓能够在四个方面减轻一些负担，对于释放内需是非常关键的。
接下来，我们再多聊几句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问题。首先，我们看到的中企出海的步伐加快，是由于“全球化1.0”向2.0转变所驱动的，但是即便没有这个驱动，我认为中国企业走向国际也是必然的。
世界上任何一个成功的大型企业都一定是国际化的。二战以后跨国企业的出现和成长壮大，是一个普遍现象。
就像三四十年以前，我们就看到欧美企业、日韩企业，还有中国香港、台湾的企业，到中国内地来投资，这一个最典型的企业国际化的布局。
今天，我们自己的企业也有一个内生的需求，走到这一步了，也在往外走，只不过地缘政治的变化让过程加速了。
可能过去我们需要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去完成的一个过程，现在必须在三五年内就要见初见成效，五到十年就要大为不同，二十年之内就要变得成熟。
我认为，中国企业目前处于国际化阶段的婴儿期。虽然说我们有三四十年的经济积累，也培育出了非常多的优秀企业，但是总体而言，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程度是很低的。
即便产品大量卖到了国外，但是中国企业自身的国际化运作能力是很低的。我们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这些产品，大多也是依赖国际的渠道，依赖其他的跨国企业和其他国家本地的企业去完成产业链后端，所以并不是中国企业自身独立能够走向国际。这也是为什么高金（SAIF）专门设立了国际化中心，帮助中国企业出海。
你刚才提到的墨西哥的情况，它对于当地中国商城和义乌商城的突击检查，还有世界好多国家对中国C2C电商模式所依赖的小包裹免邮、免税的限制措施，这背后反映的是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企业出海之后，能不能跟当地的社区达成一个共生共荣的关系。
我们以C2C电商模式为例，它给当地带去的效应有两个，第一是积极影响，它给当地的消费者带来了极大的福利，包括Shein、Temu在内的中资背景的电商，确实是给当地的消费者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很多价廉物美的东西都能够非常快地送货上门。
第二是它往往同时带来一个不利影响，那就是对当地的小商小贩造成极大的冲击，包括当地线上的小商小贩和线下的店家，也都受到了冲击，导致当地产生失业的问题。
当地官方也会反思，为什么中国的货物和商品能够运过来，而且还卖得便宜？后来发现部分原因是利用了国际邮政之间相互通行免税的安排。
比如美国800美元以下的小包裹是可以完全免税直接通关的，由于中国的供应链发达，国外消费者下单之后，稍微有一定的量，马上就可以用空运送过去。再加上免税，所以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对消费者来说这是好事，但是这种模式使得当地的商家竞争压力很大。
当然我们如果忘掉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仅仅去看宏观指标，会觉得这是好事，让经济资源得到更加优化的配置。但是如果从经济学上升到政治经济学，就不能不去考虑不同群体的利益是否得到了公平的照顾。
刚才你讲的墨西哥的案例，是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发生的。事实上，目前世界各国都在检讨C2C电商免税的问题。
墨西哥义乌商城的案例跟这个有关联，中国出口的这些商品，虽然产品本身很有竞争力，物美价廉。但实际上也有一部分没有经过正规海关渠道，缺相关文件单据，缺各种手续。很多时候因为是走私或是灰色通关，这样一来也有辫子抓在别人手里。
回到墨西哥的案例，墨西哥有个特殊的地方，它紧挨美国。中美之间发生了贸易战以后，由于一部分中国产品本身的市场大头仍然是在美国，还是希望能够维持美国市场。因此有一部分通过把半成品甚至是接近成品的商品，在墨西哥贴标签，或者做一些简单的增值，重新包装一下就运到美国去。
这种模式称作“洗产地”，就好比是阳澄湖大闸蟹，从别的地方拿来放来到阳澄湖里面泡个澡，就变成阳澄湖产的了。
美国也观察到了这样的情况，它跟中国之间有关的关税约定，由于有“洗产地”的路径，实际上是被绕开了，所以说它对墨西哥也开始施加压力，好几个月前就已经有相关的措施出来，促成了墨西哥对义乌商城采取这样的行动。
我认为将来中国企业出海，需要重新审视“洗产地”这件事。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自己的生产链，就像当年日本在全球去布局产能，是很正确的，也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可能要适当考虑，在全球布局的产业链当中，每个部分的增值怎样去配置。比如在某个国家开设一个组装厂，实际上货物的最终价值可能只有5%在那个地方产生，可能是不太合适的。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家出海，不要再把自己的出海行为，看成简单的规避关税的一种途径，而是要当成国际化运营升级的契机。
把自身从相对比较本土化的企业升级为跨国企业，把自己变成真正有本事、能量很高的玩家。
如果按这样的目标和策略去落地国际化，我认为当下遇到的这些挑战都不再是根本性的挑战。
Q：未来三到五年，除了做实业的企业之外，面对金融市场的投资者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对于资产配置您有什么建议？
A：这也是特别大的一个问题，如果说有什么共同的东西，我认为是全球化。中国的投资者以后在考虑投资组合的时候，也是要从全球化的角度去考虑。
因为在中国过去经济的成长过程中，对很多中国企业来说，经营房地产往往就能赚得盆满钵满。
中国那些专业做投资的，很多专注于投资中国，收益也很不错，这些年成长了很多优秀的中国企业，只要但凡抓住一两个的，就会非常成功。
但是我想，现在不管是普通人的资产配置，还是专业投资人的资产配置，都面临一个升级换代的挑战。也就是说，将来既要考虑中国国内的投资机会，也要考虑国外的投资机会。
即便是投资国内的企业，也可以看看它是不是在全球的布局当中有所考量。但是具体哪个阶段侧重什么，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推敲的问题，所以要根据不同的阶段来看。
Q：特朗普大选中非常直白地表示要支持比特币，把比特币纳入储备货币，特朗普这次胜选的背后，也催生一个全新的选民群体——加密票仓。而且很有可能，美国马上就要出现一个有史以来对加密货币最友好的国会。
您觉得比特币明年会涨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以及特朗普背后有什么想法？他是不是真的想利用比特币或是加密货币去建立一个新的霸权，从而建立新的金融秩序？
A：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比特币会涨到什么程度。人类的资产有两种，一种资产是它本身是会往外“吐现金”的，比如股票或债券。还有一种资产是不往外吐现金的，比如黄金或字画，但这不妨碍它们成为可被人们投资或投机的标的物，这两类资产的估值模型是不一样的。
第一类资产估值的底层逻辑是去算它未来产生的现金流折算成今天的价值是多少，这种估值方法的底层逻辑支撑是，认为有一个超级投资者的存在，可以活得无限长，有无穷多的钱，有无穷的耐心，但凡资产的价格和它未来现金流折现的价值之间有差异，超级投资者就可以在这两个值之间做套利，把当下的价格拉回到未来现金流折现的价值上去。
一般人认为，超级投资者的假设模拟了市场的集体行为，沿着现金折现的模型可以算出来资产的合理估值。
但是对于那些完全没有现金流的资产，怎么去知道它的估值或当下的价格是不是合理呢？既然它不“吐现金”，为什么还要去买它呢？对这一类标的物的估值，实际上它的逻辑是看下一个投资者在哪里，估值取决于下一个买家的预期。
你觉得下一个投资者会不会有？如果有，它会出多高的价格？那么你就用这个办法去估值好了。
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都预期下一个投资者会有很多，而且他们会出更高的价钱，那么这就会变成当下的投资标的物的价格。
比特币恰好是一个没有任何现金流的一个标的物，你今天愿意出多少钱去买它，完全取决于你认为明天会不会有投资者进来，愿意出什么价格去购买。
回答你刚才的问题，今年比特币的价格会不会变成20万美元、30万美元？这个问题按照我们刚才的逻辑把它稍微转化一下，我想问你，你认为在2025年会不会有一个投资者出来接盘你手中的比特币，如果有这个人，他愿意出多少价钱？
对于明年会不会有人愿意出20万美元或者30万美元购买比特币，每人有不同的看法，但不管怎么样，可以去想象。
我觉得对这一类自身没有现金流的投资标的物，估值的模型就是去判断一下，下一个投资者会出多少价钱。当然下一个投资者会不会出现，也取决于你认为下一个投资者对于下下个投资者的期望是什么。
Q：说实话我觉得很难，除非美国国会真的批准要买比特币，把它当成储备货币，否则我觉得有点难。
A：在我们开始聊之前的十分钟，有人问了我三个问题：一是有没有迹象显示特朗普政府会购买比特币等虚拟币来逃避债务？二是如果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是”，特朗普政府怎么去做？三是中国应该如何去应对？我看了之后，就简单回复了几个字，第一：无；第二：天方夜谈；第三：无需防范。我详细讲一下为什么我会给出这样的答案。
第一个问题是，美国政府有没有迹象会购买比特币作为储备资产？我的回答是没有。一个负责任的财政部，不会去进行高风险的投机行为。
财政部通过税收或者发债获得了现金，然后把现金拿出一部分去买比特币，我认为这是拉财政部下场去参与投机。
我不是说投机就一定会失败，而是说作为正儿八经的财政部部长，你管着纳税人的钱，要为国家的财政负责。用国家财政资金去投资比特币，我觉得是把财政部绑到了投机者的战车上去，这是不合适的。
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去操作，而是说如果真的操作，其实是超越了常规的财政管理方式，等于拿老百姓的钱去买彩票，这是不负责任的。
当下美国对比特币态度的转变，我觉得需要分三个层面去看。
◎ 首先是特朗普个人态度的转变。我认为特朗普对比特币和虚拟货币到了今天也没有多少认识，他在五六年前是极度反感虚拟货币的，当时他只是觉得这个东西挺小众、挺另类、挺怪异，他不想去沾。
但是人是架不住利益的诱惑的，这个利益就是他在竞选期间得到了来自币圈的支持，有人给他捐钱了。因此他改变了过去对比特币和整个币圈的认知。
所以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特朗普过去不懂比特币，今天仍然不懂比特币。但是对于来自于币圈的支持他是懂的，导致他对币圈有了一定的好感，促成了他态度的转变。
他作为全世界最大的KOL（关键意见领袖），他说的话肯定是有人听的，对于币圈来说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宣传作用。
◎ 第二是华尔街对虚拟货币态度的转变。事实上华尔街这批人脑子是比较清醒的，他们对于比特币的本质也看得非常清楚，其实是一种另类投资，类似于限量版的数字文物。
文物是可以作为投资标的物的，玩另类投资在华尔街早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古董、钱币、瓷器、字画的交易，华尔街早就在干了。
只是过去觉得比特币还是太小众，没有多少人追捧，下一个投资者在哪里，看得不太清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愿意参与币圈游戏的人越来越多，那么自然它就形成了一个马太效应。
华尔街的人觉得，作为另类投资的标的物，比特币逐渐成气候了，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投资标的物来看，大家可以来玩了。所以越来越多的华尔街的“老钱”进入了币圈。
◎ 第三个是美国监管当局的态度。事实上，我不认为美国监管当局有任何转变，它一直以非常理性和客观的态度在面对虚拟货币。
监管当局只关心它作为一个另类金融资产，面对社会大众的时候，必须去遵守金融业务所需要遵守的监管规定。
第一是募资的监管。如果你通过虚拟币的发行达成了募资的效果，那么关于募资就有很多相关的监管规定，在金融逻辑上是一样的。
公募有公募的要求，私募有私募的规定，不能因为是虚拟货币，就不遵守金融的监管规定，这是第一类监管。
第二是证券的发行和公开交易的监管。一旦任何一种标准化的资产在市场上公开交易，就必须遵守证券法，证券的发行和公开交易都需要有一系列的相关的监管措施。
美国1933年的证券法、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已经规定得很清楚了。证券的存在形式可能是纸质的，也可能是数据库上或者区块链上的记录，这只不过是载体的区别，不会因为形式和载体的不同，受到的监管就不一样。
所以监管当局认为，但凡是属于公开证券，就必须遵守相关的交易规定，不然价格操纵、内幕交易就会出现。
第三是关于货币的监管。有的人认为比特币也能成为货币，事实上它成不了主流货币，因为它存在波动性的问题。
不管怎么样，美国的法律并不禁止你去发行一个货币，我胡教授要是有本事，也可以发一个“胡币”。但凡能成为货币，就必须遵守一系列相关规定，必须把相关的税务信息披露给税务局。
如果你说，我要发行一个货币，但是IRS（美国国税局）找我要信息，我就不披露，我觉得这是罔顾人类文明所积累下来的常识性的规范，因为现代文明的建立和运作是基于税收的。
实际上，我不认为美国的监管当局从根本上反对币圈、反对虚拟币、反对区块链技术的应用。
它从一开始就保持了平和公正的态度，只是对过程当中涉及到的募资行为、证券的发行和公开交易、货币的流动做了逻辑上一致的要求，你违规了，它就要追究。
所以我不认为美国的监管当局对币圈有任何不友好，当然也说不上更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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